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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多元优势推动工业转型升级0

杰锋五金网 2022-01-17 04:40:08

培育多元优势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目前,全球工业生产能力向亚太地区转移,而创新能力却依然集中在欧美国家,我国的工业化还是一种追随式的工业化,工业增长还依赖于投资规模的扩大。但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化,就必须为工业化装上技术创新的引擎,实现从技术追赶向技术领先的转化。这种工业化目标在产业方面表现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使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与贸易结构变化是困难的,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得出中国只具有劳动力优势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作为大国的规模优势、要素多样化优势、市场扩展优势、分工精细化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能力优势及政府积极的工业化政策,都会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共同发展和形成各自的国际竞争优势提供可靠支持。

■学者论坛■周民良

2000年以后,我国迎来一个新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期。继2000年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后,2005年、2006年、2007年,我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2007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工业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与庞大的人口规模相比较,我国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200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3200美元,不到许多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发挥工业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从历史进程看,在改革开放前的传统体制时期,中国工业增长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转变;在下一个阶段,需要通过发展转型,实现中国工业增长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变。

新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产业结构的重心从低端向高端提升;质量、标准、品牌成为对企业生产能力与水平的判别特征;企业从单纯的生产型向产学研、产供销一体化方向延伸;产业集群与产业配套能力大幅度提高。实现这些转变的关键,是要以技术创新作为工业化的驱动力。目前,全球工业生产能力向亚太地区转移,而创新能力却依然集中在欧美国家,我国的工业化还是一种追随式的工业化,工业增长还依赖于投资规模的扩大。但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化,就必须为工业化装上技术创新的引擎,实现从技术追赶向技术领先的转化。这种工业化目标在产业方面表现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得到充分发展。

流行的观点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可以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中国只具有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也只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观点是错误而有害的。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可以形成多元化的产业优势。

第一,比较优势论不适合用来解释发展中大国与其他国家的资源禀赋差距。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带来国际贸易,但目前约二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资源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竞争,但克鲁格曼(Krugman)、赫尔普曼(Helpman)和葛若斯曼(Grossman)等人提出,“不完全竞争是常态,完全竞争是特例”。在不完全竞争的状况下,随着企业规模与生产能力的扩大,会出现成本降低而收益扩大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多年来要素禀赋也一直在发生变化,资本/劳动力、技术/劳动力的比例结构已与改革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个人口与经济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整体或者局部具有多元化的资源禀赋,可在市场化中培育和兼容多元化的产业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与竞争优势早已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资本密集型工业方面发展迅速,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张的临界规模资本需求可轻易得到满足,资本不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限制性因素,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形成;各类高水平技术人才源源不断地产生,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有力支撑。

第二,贸易自由化下的学习效应。许多比较优势理论的批评者指出,比较优势并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争取来的made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学习先行国家的经验,实现产业升级与技术升级。帕克(Pack)指出,在开放的条件下,劳动力、资本乃至土地,能够在不发生收益递减的情况下,从生产效率低的用途向生产效率高的用途转移。波金斯(Perkins)等人也指出,在实行外向型战略的情况下,一国可以逐渐从简单制成品出口转向复杂产品出口。反求工程是指遵循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规范化制度要求,以专业知识、经验、创新思维做支撑,按照逆向设计的原则对已有新产品的规律加以研究、解剖、探索和再创造,以实现二次创新的过程。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按照反求工程的原理,深化对国外先进技术的研究,把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结合起来,以干中学的方式进行二次创新。

第三,资本、技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扩散效应。创新活动不仅与产业链、价值链相关,也与跨国并购、产业的前向后向联系以及企业家与科学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流动相关。以往人们以为创新活动都只能在发达国家完成,但萨克森尼(Saxenian)2006年分析了美国的创新区域与中国的中关村(5.73,0.02,0.35%)和印度的班加罗尔之间的网络联系后提出,随着经济发展与政策支持,中印已经出现从智力流失(Brain drain)向智力循环(Brain circulation)的方向变化大批在美国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原籍中印的技术人员在美国与中印两边创业形成跨越大洋频繁联系的新商旅The New Agronauts 现象;而跨国公司为了利用中印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甚至把R&D研发能力向中印转移。这些都弥补了中印技术创新的不足。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危机,也为资本充裕国家依赖资本获得技术实现资本雇佣技术、资本收购技术、资本集成技术提供了空间。选择在全球负反馈环的低点并购国外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另外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考虑到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开放政策在提升一国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但国际上许多学者都认可这一点,即中国政府在外资进入时要求转让和扩散技术方面设置的政策措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第四,后发优势和追赶动力。格拉申龙(Gerschenkron)等人曾提出后发优势论,指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用和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形成集约增长的优势。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 等人提出的追赶理论Catching-up theory 认为在吸收能力与社会能力具备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技术引进和设备引进等途径实现工业的追赶,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地位。一些研究甚至发现,技术创新的先行者因为资本投入成本、设备更新成本、人员培训成本、新产品宣传成本等因素易于形成对原有技术的路径依赖,而致使新技术在“未受旧技术束缚的国家”扩散更快,这也为技术蛙跳和技术赶超提供了可能。

第五,比较优势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新兴国家发展的规律性。二战后,一些没有按照比较优势理论选择发展模式的国家取得了成功。战后一段时间,日本主要出口纺织品与轻工产品,并且有大量剩余的廉价劳动力。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维持这一状态直到生产要素禀赋从劳动力过剩向资本过剩转变。但日本毅然决定转型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钢铁、汽车、石化、机械、计算机等产业上取得巨大成就。上世纪70年代,尽管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但韩国打破比较优势常规,开始推进重化工化战略。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曾拒绝向浦项钢铁提供支持,世界银行的官员甚至提出,这些工程“不成熟和在经济上不可行”,199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甚至提出韩国的政策是失败的。但现在人们公认,韩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成功。2007年,韩国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Al-Amrousi在《比较优势的神话》一文中甚至指出,世界银行与IMF的政策和其依托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对发展中国家有“去工业化”的意味。“也就是说,不仅阻止其走向工业化,而且破坏其已经实现的发展成果”。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条件,人们能够在半个世纪前预计到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在汽车、造船、电子产品和计算机方面的竞争能力吗?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使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与贸易结构变化是困难的,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得出中国只具有劳动力优势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作为大国的规模优势、要素多样化优势、市场扩展优势、分工精细化优势、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能力优势及政府积极的工业化政策(Proactive industrialization policy),都会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共同发展和形成各自的国际竞争优势提供可靠支持。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完全可以坚持干中学的发展思路,不断修正、完善体制与政策,通过要素的有效组合和竞争优势的增强,既可以像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遵循拾阶而上Step by step 的工业化战略,不断优化和提升资源禀赋结构,进一步扩展比较优势,也可以遵循赶超战略和跳跃战略,构筑众多产业的竞争优势。在与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开展产业间、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合作中,形成覆盖广阔的优势产业谱系,提升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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